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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家我家:见证新中国60年的生活点点滴滴
2009/09/24
  新中国成立六十载的春夏秋冬见证了中国从废墟中站起、从疮痍中痊愈并日益强大的过程。60年的中国迅猛发展也如同一部快进的影片一般,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大舞台上展示着自己的成长,而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也从祖国的强盛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提高。

  上海

  3户人家的变迁

  ■从一间阁楼到一套住房

  郑女士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上海,从小接受弄堂文化熏陶,同时也见证了上海家庭住房变迁的发展过程。 

  说起住房的改善,郑女士感慨万千,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,家里住的房子是郑女士的父亲结婚时房管所分配的石库门房子,那个年代根本没觉得房屋是最有价值的资产,只求可以遮风避雨,而如今一平方米上万元的房子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房屋的功能也从简单的居住开始变成了高价资产,成了不少人的投资工具。 

  郑女士追忆到20多年前,跟公婆一起住在石库门房子里,一家三口住在只有7.4平方米的阁楼,由于地方小,床只能放在阁楼顶斜坡底下空档里。 

  “女儿稍大一点了,能在床上站起来了,好几次我没注意,她站起来就一头撞到阁楼顶上,我挺心疼的,但也实在没办法。”郑女士说,在阁楼里苦了3年多,直到1991年丈夫单位里分配房子,尽管面积只有15.8平方米,但总算真正有了自己“独立的家”。 

 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,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,在原先只有居住需求的基础上,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,本来还觉得挺大的房子一下子也变得局促多了,招待客人也不方便。郑女士一家也终于在1997年初分配到了一套80多平方米二室二厅的房子,告别了吃饭、睡觉、待客都在一间屋子的尴尬。 

  上海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刘海生今年2月在 “2009上海民生访谈”中透露:改革开放30年来,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从4平方米提高到16.9平方米,居住条件大大改善。 

  ■理财观念与时俱进

  小傅是一名金融专业的大四学生,父亲在银行供职。同为“金融人”的父子二人对于中国百姓理财投资的发展颇有一番见地。

  年过半百的傅先生是1977年被分配到银行工作的,在银行一干就是32年。傅先生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月工资只有17元,一半上交父母,一半则作为生活开支,毫无积蓄可言。即使后来稍有结余,也用于结婚,装修房子了。 

  由于当时银行利率比较高,加上大部分老百姓还没有理财意识,有余钱通常就是存银行了事。虽然傅先生本身就是金融工作者,但也从未考虑过理财,也基本上是一有余钱就存银行。况且二三十年前除了认购国债,几乎没什么理财产品。 

  傅先生将这些总结为:对于理财,以前的普通百姓没能力、没意识,也没有渠道。

  相比之下,傅先生的儿子小傅虽然大学尚未毕业,却已是比较专业的投资者了。“父亲在银行就职,难免受到影响,我对金融方面比较关注,也较早开始涉足基金和股市。”小傅说,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在银行实习,萌生了投资的概念,但是股市风险大,所以先从基金着手,1个月下来也小盈利了700多元,以当时的总体行情来看,业绩尚可。 

  “在我们这代,大学生炒股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。而且近几年来理财产品、衍生品大量涌现,甚至已经泛滥了。今后也许高中生、初中生也会参与投资。”小傅说。 

  谁又能想到,在19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锣声敲响的时候,19年后的今天A股就已经能够和欧美发展近百年的资本市场相提并论呢? 

  ■“三大件”更新换代

 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,生活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——“物资匮乏,极不方便。” 

  稍微有点年纪的中年人都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曾经流行的“三大件”。一开始是“缝纫机、自行、手表”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新换代成了“洗衣机、电冰箱、电视机”,而到了21世纪,人们消费的重点转移到了“房子、车子、教育”三大件。 

  从新中国成立,到改革开放,再到新世纪,60年来中国经济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。长期跟踪、分析、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运行的无锡市统计局8月发布的今年上半年长三角经济发展分析报告显示: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,长三角16城市今年上半年GDP平均增速达到9.2%,依然比全国高出2.1个百分点。 

  久居上海的胡阿姨说,以往大部分人家都是自己动手做家具、扎棕绷床,家里摆设也相对简单得多,一个饭桌、几个柜子就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。 

  “当初我们那条弄堂里有户人家条件还不错,有缝纫机,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。那人挺有意思的,刚买手表那会儿连做家务、出门买个菜都带着手表,怕人家不知道呢,后来估计是舍不得带了,我们就没再见过那块手表。”胡阿姨追忆说。 

  上海的人均GDP在去年达到10529美元,成为我国首个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的省级地区。 

  “现在大家羡慕的对象变成了有大房有好车一族,也许过个几年,人人都有房有车了,又该有更高的追求了。”胡阿姨说。 

  不过那时候弄堂里经常响起的“修棕绷”的吆喝声、弄堂口供应热水的老虎灶,却一直让胡阿姨十分怀念。 

  甘肃

  三代人换车的故事

  ■自行车:一家人的希望

  老苏叫苏长浩,是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熊家庙办事处瓦窑嘴村农民,今年50岁。他家三代人,换了3辆车。三换车,折射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变化。     

  早在解放区土改的时候,老苏家分得了5亩耕地,从此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。老苏的父亲当起了家里的“掌柜”,每天披星戴月,忙里又忙外,闲时挑着杂货担赶集串乡、砍柴挑到城里卖。几年以后,囤里粮多了,柴草垛大了,手中有了积蓄。1949年10月1日,父亲去县城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后,突然买回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父亲刚一进村就被乡亲们围住问长问短,有的去摸车把,有的去按车铃,那场面煞是热闹。

  晚饭时,不爱喝酒的父亲却让母亲炒了两个鸡蛋,喝了二两“烧酒”。他对全家人说:“我盼自行车盼了多年啦。这辆车是咱家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纪念品,也是咱好日子的开始。”

  第二天,父亲把扁担箩筐换成自行车。以往一天最多串二三个村,这天却串了5个村,收入翻了一番多。

  ■摩托车:小生意做成了大买卖

  1978年,老苏初中毕业后,踏着父亲的足迹,一杆秤、一条麻袋、骑上父亲心爱的自行车,走村串乡,赶集跑会,收废品、杏核、花椒、药材等赚差价。那时刚改革开放,政策好,干什么事情劲头都很足。老苏说,这辆自行车,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。

  但每次看到电影里的摩托车,老苏就眼馋不已,心想何时才能有辆摩托车。妻子见他骑车太累,就省吃俭用,暗暗攒钱。1987年的一天,妻子对他说:“你去买个摩托车吧,咱家的钱攒够了。”

  “是啊!跑了十几年了,买辆摩托车也不算过分。”于是,老苏把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,收废品再也不用推着自行车爬岭翻沟了。有了摩托车,跑的范围大了,交往广了,人气旺了,生意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。老苏在驿马开了农副产品收购门市,还雇了几个打杂的小伙子。用老苏的话说,摩托车使他的生意跑上了快车道。

  ■小轿车:享受生活

  这几年,老苏“告老还乡”,靠经营果园盖起了漂亮的房子。但骑摩托车风吹日晒,上了年纪容易得关节炎,老苏就很少骑摩托车了。党的富民政策让他家的果园年年增产增收,去年,老苏的儿子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。

  “我家也有汽车了!不要说我父亲生前不敢想,10年前我也想不到。现在,开着车走亲访友实在是一大享受。”老苏说。

  北京

  老物件背后的生活 

  ■两面镜子 

  王老先生家中的这两面镜子已经色彩斑驳,颇有岁月的痕迹。其中一面以红漆做底画着毛主席的头像,带银漆的木质边框已经脱落近半。另外一面镜子上也有毛主席的头像,红心黄边的字迹犹存。 “上世纪60年代初期,当时全家的工资只有40多元钱,买这两面镜子花了好几元钱呢!”从此,这两面镜子就陪着他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。 

  “买回来以后,我就把它们挂在单身宿舍,没多久就认识了我的老伴儿,我们相恋、结婚,一路走到现在,我感觉是这两面镜子给我带来了好运。所以我一直保留着,全家人都照过无数次。”说到这里,王老先生不禁喜笑颜开,他觉得这是镜子给他带来的最幸运的事情。“它们陪我走过了人生的几个时期,从住单身宿舍的单身时期到结婚、到生子、到年老退休等,是我从单身到成家立业的见证,也是我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见证。” 

  ■粮食秤 

  江老先生家有一杆珍藏多年的粮食秤。这杆秤做工稍显粗糙,秤砣是立体梯形的铁块,与普通的杆秤相比外形上没有多大区别,但意义大不一样:“你见过谁家吃饭前还用秤称粮食的吗?这就是困难时期用的粮食秤。”他说。

  江老先生回忆道:“上世纪60年代初没少忍饥挨饿,因为粮食不够吃,所以要用秤算计着吃,不能多吃,如果没有计划,很可能哪天就要饿肚子了。”吃饭前还要用秤称称该吃多少,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,不过江老先生很能理解当年的苦涩。“苦是苦了点,但哪个国家能够一开始就一帆风顺、五谷丰登?那个年代的人都很淳朴,生活中也有很多乐趣。” 

  江老先生满带笑意地回忆起了往日的故事。“当时,我们家里养了几只鸡,其中有3只能下蛋。家里有一块地种上了南瓜,等南瓜成熟后,我父亲就叫我带着南瓜,加上攒的鸡蛋一起送给当时的‘佩剑将军’张克侠(抗日名将)。‘佩剑将军’说什么也不要,当我成功地让他留下点东西时,特别有成就感。” 

  每个国家会经历创建、成长、繁荣等不同阶段,这杆粮食秤称的不仅是重量,更是满满的幸福。 

  ■扫除文盲奖章 

  魏大妈家里有一枚特殊的奖章,名字叫“扫除文盲奖章”。 

  提起这枚奖章的来历,魏大妈如数家珍:“当时家里比较困难,没人上过学。”当时各级政府倡导扫除文盲,身为团支书的魏大妈以身作则。“我上夜校,晚上学、白天教,当时真的是有使不完的劲。”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,工厂有“车间学校”,煤矿成立了“坑口学习小组”,农村有“地头学习小组”,妇女们还有“炕头学习小组”等。“亲教亲,邻教邻,夫妻识字,爱人教爱人,儿子教父亲”。这些经验的推广,使当时的祖国到处呈现出一片“读书声声响,处处是课堂,互教又互学,师生大家当”的热烈场面。魏大妈也当仁不让,在山头、田间、树荫下,用树杈、石子等在地上写,教身边的人识字,身边的人再教家里的人,就这样一传十、十传百地进行着扫盲行动,最终因表现突出获得了上面那枚奖章。 

  提起颁发奖章的时刻,魏大妈现在还很激动:“奖章是在人民大会堂颁发的,我们提前被安排到前门饭店入住。”她对饭店的沙发、床也记忆深刻:“当时感觉特新鲜、特软和。” 

  其实,魏大妈们学习的不只是文字,更是建设新生活的热情。

  ■60年前的结婚证 

  这薄薄的一张纸并不普通,因为它见证了一段60年相扶相守的岁月。每当萧老先生向来者展示这张挂在墙上的结婚证书时,也就开始了眉飞色舞的回忆。 

  萧老先生全名萧长春,老伴儿叫康荣铃,他们正式领取这张结婚证书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0日,也就是开国大典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厮守60载的岁月不容易,60年结婚纪念日与新中国60华诞又相差不久,萧老先生一提及就掩饰不住地高兴。 

  想当初他俩的结合还有段曲折的经历。“我们结婚那会儿都是父母包办婚姻,哪像现在年轻人恋爱那么自由。”康老太回忆说,萧老先生那时家里很穷,康老太却是“大户人家的小姐”。经朋友介绍认识后,两人都有了好感,想要继续发展却遭到了康老太家中的重重阻力。 

  那时候讲究门当户对,家里给康老太介绍了好多有钱人家的孩子,康老太都没考虑,而是不顾家里的反对和爱人走到了一起。虽然家里最后勉强承认了这段婚姻,康老太却是“净身出户”的。“什么嫁妆都没有,甚至连双袜子都没给。”不过,提起结婚时的场景,康老太依然喜形于色:“那会儿的婚礼特别传统,说道儿特别多,反正是披着红盖头、坐着八抬大轿、敲锣打鼓吹喇叭把我迎娶过来的,当时还迈火盆、吃子孙饺子等,特别繁琐,还要给亲戚们磕头,都快把我磕晕了。”康老太喜悦依然地说。 

  新中国颁发的结婚证让两位老人60年风雨相守、感情甚笃,迄今仍每日手挽手出去遛弯儿,真是羡煞旁人。

 

 

来源:人民网-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2009年9月19日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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